千古石门情悠悠故人心

郭晓文

“石门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能打得开，买到汉中府”。如果说，这首流传久远的汉中民谚形象地展示了位于汉中城北17公里的山野之地曾经“价值连城”的珍奇，那么数千年来伫立其中的石门石刻便是其核心价值的关键要义，它们静寂地期待着识宝的“故人”，在“芝麻开门”的魔声中踏进圣地，向世人解读天书一般的秘籍。

提到石门秘籍，还得从石门所在的地理位置和开凿石门的历史背景谈起。汉中盆地北依秦岭，南屏巴山，群山环绕，自古有“天狱”之称。为了冲破山地阻隔，汉中人民始终在依山面水处艰难寻路。上古时期，汉中先民就从褒水河谷逆流而上，在其发源地——秦岭深处的五里坡附近，遇到另外一条发源于此的河流——斜水，他们又沿着斜水顺流北行，在出口处摆脱了大山的羁绊。至此，这条循褒水和斜水的河谷踩踏而成的道路，连起了汉中与关中，连起了长江与黄河，连起了中国的北部与南部，这条路因途经的两条河流被称为褒斜道。

褒水作为汉水上游的第一大支流，跨高山，越峡谷，由北向南奔涌而下，常常冲毁山民们辛苦建成的河谷小道。为了维持道路畅通，勤劳智慧的汉中先民在湍急的河水中立柱，在坚硬的岩石上打孔架梁，上铺以木板，遂建成高出水面的悬空道路——栈道。公元前128——前123年，汉武帝发动数万人修筑的褒斜道，成为关中入蜀的重要通道。东汉明帝时，诏令汉中太守鄐君带领蜀郡、巴郡刑徒2690人维修褒斜道，并打通了褒斜道南段一个长约16米的山洞，明帝诏书称其为“石门”。它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开凿的可以通车的隧道。石门即通，南北往来者络绎不绝，达官显贵、文人墨客、商贾旅人等等每临于此，常常有感于褒河山水之秀美、修路之艰难、建道者之功绩，往往挥笔抒怀，就地勒石刻字，在石门南北形成了一大批上起东汉下讫明清的石门摩崖刻石。这些刻石是中国书法字体演变的实物例证，也是研究汉中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特别是交通发展的珍贵资料。1961年，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被国务院评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众多石门石刻群体中，以汉魏石门十三品尤为著称。其中汉《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杨淮表》《李君表》、魏《李苞通阁道题名》、北魏《石门铭》、南宋《晏袤释鄐君开通褒斜道》《晏袤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山河堰落成记》等为记述古褒斜栈道通塞修治及其石门水利工程山河堰兴废的重要文献，汉隶大字摩崖“石门”“玉盆”“衮雪”“石虎”等描述了褒谷山水之形胜。

作为汉魏文字的真迹，石门十三品一直被历代书法家所推崇。由篆向隶过渡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因其“字体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而被清人刘熙载称为“百代而下，无从摹拟的神品”。以斑斓多姿和隶草特色著称的《石门颂》，被康有为赞为“劲挺有姿”，被王昶推为“汉人杰作”；杨守敬评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张祖翼更称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淮表记》以“不刻意于巧，而着力于拙，不求规整之华，尽显古朴之态，以其有新意”而博得诸书家之盛赞。《李君表》以简古质朴著称于世。魏书精品《石门铭》上承篆隶之宗法，下开行草之先河，以其远离朝廷而得野逸之趣，是由隶变楷的实证，又是楷书向行草转化的先声，被誉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品”。近代书法家于右任在其《右任墨迹》中说：“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山东临淄人晏袤，在任南郑县令期间，对石门水利工程山河堰颇为关切。在多次视察古堰的过程中，又以其深厚的文化情怀，与镌刻于此的石门石刻结下了不解之缘。“石门十三品”中的三种南宋石刻，就是由晏袤撰文书写后勒于石上的。或许是受到汉魏刻石的影响，晏袤隶书具有浓郁的汉隶风范，势态生动，风韵十足。石门十三品的书法演化不仅诠释了汉字由篆到隶、由隶到楷以及到行草的变革规律，还表明了其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中的重要地位。

与书法价值相比较，“石门十三品”的文献价值更受到历代学者的青睐。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开始，到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又到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杨慎之《墨池琐谈》，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冯云鹏《金石索》等学术著作，皆有涉及石门石刻的论述。清嘉庆末年，任略阳知县的山东诸城人王森文在亲自踏勘、取得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著成《石门碑释》。清同治时，时任褒城县教谕的关中富平人罗秀书多次亲赴石门现场，对石刻摩挲详读，编成《褒谷古迹辑略》。1967年，香港《新亚学报》发表了严耕望《汉唐褒斜道考》专著，随即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也在《新亚研究所专刊》问世，将褒斜道和石门石刻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本世纪70年代，因石门水库修建，“石门十三品”被凿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专题陈列馆之中，汉中市博物馆也由此步入石门石刻研究的前沿阵地。自1984年以来，汉中市博物馆曾成功举办十多届蜀道及石门石刻学术讨论会，其中四届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吸纳了以日本学者种谷扇舟先生为首的日本石门石刻研究会，以板田玄翔先生为首的日本石刻研究所和以小仓芳彦、木下良为首的日本古代交通研究会，初步形成了以汉中为中心的国际学术圈，掀起了石门石刻研究的高潮。《文搏》《成都大学学报》以及汉中《石门》专刊，都连续刊载了会议论文。除此，汉中石门石刻研究学者还先后出版了《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汉魏十三品》《汉“三颂”专辑》《石门十三品撮要》《石门石刻大全》《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中国蜀道·艺文撷英》《中国早期秦蜀古道考述》《石门汉魏十三品合集》《汉魏时期汉中石刻研究》等多部专题性学术著作。

我的父亲郭荣章从上世纪70年代任汉中市博物馆馆长以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石门石刻研究的重任，并将其作为终身事业。在后几部著作的完成中，因为父亲年事已高，我成为父亲的主要帮手，由此亲历了几件难忘的趣事。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Robert E.Harrist Jr.（中文名韩文彬）从1998开始，足迹遍布中国北京、山东、陕西、浙江、福建等多地，踏勘石刻，搜集资料。在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帮助下，于2008年出版《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一书。该书分别介绍了汉中石门、山东莱州云峰山、邹县铁山、泰安泰山、福州鼓山等中国境内的石刻遗存。汉中石门石刻因其价值和时代而被列入第一章节。记得韩文彬教授到汉中采访父亲时，父亲已经退休在家。等候多时才谋面的两位学者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得知来意以后，父亲为其提供了汉中石门石刻的详细资料。韩文彬教授大作甫一出版，就给我父亲邮寄赠送。这本书为了解石门石刻在国外的研究情况提供了难得资料。为了满足父亲的急迫心情，我经过艰苦努力，将书中所涉汉中部分全部翻译成中文，其中与大开通、石门颂和石门铭相关的译文还分别发表于汉中《石门》刊物上。在翻译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一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古代石刻文化的挚爱和精通，也充分体悟到文化传播不分国界的全球理念，更为汉中石门石刻的文化魅力倍感自信和自豪。如果说韩文彬教授是将汉中石门石刻传向西方的文化使者，那么日本的矢本和子则是中日石门文化交往的良好见证。

矢本和子是上世纪80年代随日本访问团参加汉中石门学术研讨会的普通成员。汉中之行让她亲眼目睹了石门石刻的原貌，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字的书刻技艺，对石门石刻及其研究者产生了深厚感情和强烈认同。返回日本后，她多次来信就相关问题与我的父亲进行交流，时而也会像朋友一样相互赠送一些小礼品。后来因父亲退休等原因，双方联系渐趋减少。2022年春季，恰逢在东京工业大学求学的儿子张泽良修士毕业，依从我父亲的吩咐，张泽良向矢本和子写信，转告了我父亲的生活和研究近况以及对矢本和子的牵挂之情。很快接到回信。得知，已91岁高龄的矢本和子接到信后，非常惊喜，勾起了她关于中国和中国书法的美好回忆。耄耋之年的矢本和子虽然身体欠佳，但对中国书法向往依旧，过着安静平淡的老年生活。她的儿子矢本保德代替他的母亲及时回信，还随信赠送了小礼物。矢本保德在信末写到“期待我们两家的友谊一直保持下去，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

时光回溯到2016年的春季。汉中石门栈道风景区邀请六位知名学者现场讲述石门栈道的前世今生和文化意义。王立群认为汉中石门栈道是特定地域和历史背景下权利意志的体现，是古代劳动人民创新与智慧的结晶。胡思远阐述了古代栈道的战争与军事意义，结合现代军事遥感理论为栈道的开发建设提供了新思路。肖云儒将秦蜀古道纳入南北丝路的交汇点，强调了开通与韬光兼容并蓄的栈道精神。张燕从文化与旅游的视角展望了栈道的前景。郭荣章从石门的概念、历史地位说起，延伸到秦蜀栈道和蜀道的功用和意义。王蓬讲述了他二十余年的蜀道研究和情怀，将蜀道概述为生命之道，文化之道，军事之道……

穿越千余年的石门秘籍，在历史的步履中，与一批又一批的石门故人相拥相惜，不断将石门石刻的价值和意义推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推进更多人的视野……

（作者系汉中市汉台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汉中文史》第8辑  执行主编：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