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望、成固、汉中”秦汉封泥探究

张利军

因研究张骞墓“博望□造”封泥需要，笔者查阅有关著作，对封泥这一特殊的文化标识作以探究，惊奇的发现了“成固”、“汉中”、“益州”等封泥资料，对于研究城固汉中封泥文化以及历史变迁等有着重要作用。在此，与读者朋友分享

封泥

封泥，又名泥封，是古代印章抑印在门户或包裹封口上的小块泥土，防止被别人打开或拆动，用于封缄的遗迹，主要存在于战国至汉代。有关封泥的记载，散见于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始见于《后汉书·百官志》，说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但其具体形式，后世知道的不多。《吕氏春秋·适威》也有“若玺之于涂，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涂”即封泥。近代学者王国维在《简牍检署考》记述“然至后世其制久废，几不知有此事实”。

清朝后期，封泥实物在四川、山东、西安等地大量出土，当时的金石家还不识得，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中，曾把封泥误认为“印范”。随着封泥的陆续出土，遂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

清光绪三十年（1904），金石学家、封泥收藏家吴式芬、陈介祺两位先生合辑的《封泥考略》出版，以图例的形式予以展现，让大家对封泥才有了深入的认识。吴式芬、陈介祺，系清代山东无棣和潍坊人，分别官至礼部侍郎、翰林院修编，都爱好金石收藏和研究，精于鉴赏，各自都有著述传世。封缄简牍时，在封检上挖方槽，使捆绑简牍的绳子在槽内系结，然后以特制的软泥填在槽内绳结上，用玺印钤之，待软泥干燥硬化，即成为封泥。封泥，表面有深深的印章钤痕，常见的是官玺、官印，也有私玺、私印。泥的背面，也还留着当时绑扎绳子的痕迹。“有纵有横，有十字形，而以横者为多。其迹自一周以至五周，皆有之。”（王国维《简牍检署考》）。

这些带有文字印迹的古代“泥巴坨坨”，是古人封缄简、牍或其他物品时盖有玺印的泥块。需要经历拆件人不损毁、火烧硬化和偶然发掘出土等许多因素，才能得以重现在千年之后我们的眼前。

“博望□造”封泥

张骞，汉中城固人，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一生两次出使西域，历时18年，探访了西域诸国，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因军功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是放眼世界、走向世界的第一位中国人。他逝世后，归葬故里城固县。张骞墓，已于2014年6月22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遗产大会表决通过，成功列入“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38年3月，因躲避抗战烽烟，西北联合大学侨寓城固办学。8月，该校历史考古委员会在征得城固县政府和张骞后裔的同意后，对张骞墓坍塌的墓道进行了保护性的维修发掘。在这次发掘中，出土了汉砖、瓦片、马骨、五铢汉钱、两耳瓦罐、朱砂等物，最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博望□造”（或为“博望家造”）的一块封泥。这块封泥，到1959年国家历史博物馆成立前夕一直保存在西北大学历史文物陈列室。1959年9月，国家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国家文物局给陕西省文化局下达指令，调拨“博望□造”封泥等文物到该馆。在调拨之时，负责张骞墓出土文物保管工作的西北大学刘士莪教授向上级提出请求，要求上级提供封泥复制件，以供教学陈展使用。后来，西北大学收到“博望□造”封泥的复制品，归藏于历史系文物陈列室，保存至今。1959年9月以后，“博望□造”封泥原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据悉近年来先后于2014、2019年分别公开展出。

张骞墓“博望□造”封泥

西北大学历史系刘士莪教授生前曾长期保管张骞墓出土文物，对“博望□造”封泥观摩研究很深刻，他曾撰文记述：“封泥2.2厘米见方，厚约0.3厘米，骤看是一块灰色的泥饼，正面有阳文“博望□□”四字，字体在篆隶之间，背面系平面，微显有不规则的凸凹圆形小窝点，似原有附着物而脱落下来的痕迹。特别是上面四字，右起直读左行，前两字比较清楚，细看为“博望”，后二字模糊不清，不可确认，看系经前人多次洗刷摹拓，上面墨色黑亮，致使其字迹笔画近平，特别是第三字，不可复识。我曾请教于在座的陈直老师，他早年著有《汉封泥考略》一卷，是位见多识广闻名于学术界的《史记》《汉书》专家、考古学者。他说，这方封泥是城固张骞墓于1939年（应为1938年）出土的，由于珍稀而存放于专作的布面囊匣内。至于后二字，认识不准，看痕迹似“家造”二字，不少人也持此说，合读为“博望家造”，意即张骞家自造的。”

清代封泥收藏家、金石学家吴式芬、陈介祺合著的《封泥考略》，是封泥研究方面的一本重要论著。2013年7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再版时作了《出版说明》：“全书共收录秦汉封泥849方，其中除极少几方为战国时期外，绝大部分乃秦汉时期遗存。”由于社会物质文化的发展，纸张、绢素的应用日益广泛，逐步代替了竹木简，促使印章的使用起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封泥逐渐废止。

基于以上研析可知：张骞墓，仅凭封泥的存在、出土，即可断定是一座秦汉时期墓葬；张骞是西汉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张骞“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博望□造”封泥文字的等出现，都佐证该墓是西汉时期博望侯张骞墓，真实无疑。因此，“博望□造”封泥对于证实张骞墓的真实性至关重要，为张骞墓能够跻身“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史证作用。

“成固、汉中”封泥

成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公元前312年暨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秦败楚于丹阳，取楚汉中地，连同秦属汉水上游地，置汉中郡，同时置成固县。秦至晋，县名均为成固。南朝刘宋时期（420—479），改成固县为城固县。唐武德二年（619），改城固县为唐固县，贞观二年（628），废唐固，复名城固县，相沿至今。

汉中，因汉水而得名，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流经全境。公元前451年，楚国在汉江中游的安康设汉中郡（辖今安康、汉中），以御秦。汉中之名，始见于史籍。周慎靓王五年，即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秦灭蜀及苴、巴国，褒汉之地尽归秦。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即周赧王三年（前312），“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史记·秦本纪》）。秦重置汉中郡，将汉水上游（今汉中市）合入，郡治仍设于今安康，并设成固县等八县。

益州，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在全国设13刺史部，四川地区为益州部，州治在雒县（今广汉市），后迁州治在成都，先后分置蜀郡、犍为郡、益州郡、汉中郡等郡，下辖146县，属蜀地，位于今四川、贵州、云南及陕西汉中盆地。

在吴式芬、陈介祺合著的《封泥考略》中，笔者有幸发现了成固令印、成固丞印、汉中太守章以及2方益州太守章，共计相关汉中的5方封泥图像资料！尤为重要的是，该书仅共收录849方秦汉封泥，除几方战国封泥之外大部分为汉代封泥。但是，其中与汉中市有关的封泥就占据5方，现陕西省域仅收录有汉中郡太守章1方，现汉中市域仅收录有汉中郡成固封泥2方，实属罕见，或将填补汉中封泥研究的空白。

成固令印，暨为成固县令的工作之印。成固丞印，是成固县丞的工作之印。秦汉时期，每县设置县令、县丞、县尉各一人。县令，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丞，辅佐县令，主要职责有监察、文书、仓库等的管理工作。县尉，辅佐县令，是主管一县治安、刑事、司法事务的官员。

汉中太守章和2方益州太守章都是郡守的私人用章，用法相似。太守，源于秦朝的郡守，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更名为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由此可见，汉中太守章和2方益州太守章，皆为公元前148年之后的汉中郡、益州郡太守用章。

封泥，直接反映的是古人的玺印原貌，保存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字信息，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丰富我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这些内容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史、官制史、历史地理、文字发展史、印学史、书法和篆刻艺术等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封泥所包含的古代职官种类繁多，是探讨战国至汉代中央及地方职官设置的第一手材料，也是该时期疆域范围、政区沿革的重要材料，印文中的许多地名还可以补充订正文献讹误。

上述印章封泥资料的重要发现，说明秦汉时期成固、汉中、益州就很有影响力，对外交流十分发达，封泥的图文信息弥足珍贵。截止目前，成固县、汉中郡、益州郡封泥资料的存世，在省、市内鲜为少见，更加彰显城固、汉中历史人文久远，是秦代设置汉中郡、成固县的有力印证。

博望、成固、汉中封泥资料的惊现，让我们以印钤文化发展的视角，见证着张骞故里——汉中城固的悠久历史！

（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现任中共城固县教研室支部书记，张骞第67代后裔，张骞与丝绸之路文化研究学者，政协城固县委员会十二、十三、十四届委员。）

来源：《汉中文史》第8辑  执行主编：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