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笔下的张骞与丝绸之路

梁中效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英国近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其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1922年、1924年先后获英国剑桥大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1942-1946年在中国，历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6-1948年在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66－1977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1983年在英国剑桥任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1990年任名誉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科技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李约瑟教授发表科学论文300多篇（生物化学和科学史约各占一半）、学术著作约50种，其重要的代表作有两种：一是1931年发表的《化学胚胎学》三大卷，创立了这门分支学科。另一是作为总设计师、组织者和主要撰稿人于1948年开始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拟出7卷34册，已出19册。李约瑟从20世纪50年代起历时45年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共七卷三十四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一、李约瑟与汉中

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中的中国科学事业。行程遍及中国的十多个省，他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科学机构，接触了上千位中国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李约瑟在英国阿斯得波研究所将世界最新科学研究资料信息制成微缩胶卷，躲过日寇搜查，赠送给中国科学家，设法帮助中国与世界建立信息联络，并为中国科研机构在国外采购了急需的器材设备，亲自组织英国皇家空军运到中国。李约瑟于1944年12月在伦敦作了《战时中国的科学与生活》的广播演讲，以不懈的努力为中国呼吁国际援助，促使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予中国大批物资援助。同时，他还将中国科学家的文稿送到西方出版，并出钱资助中国学者到英国讲学。

李约瑟博士一生热爱中国，钟情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对中国的考察。他一生至少两次到过汉中考察讲学和进行科技文化交流。

1943年8月14日进入汉中宁强县，8月16日离开汉中城，18日走出留坝县境，在汉中停留4天。1943年8月14日，“我们来到了大山另一测的陕西，好似走进了另一个国度。牛马成群，人们说旳是另一种方言，穿白衣服的比穿蓝衣服的多，大多食用小麦，食用米则较少。他们的房屋前部多漆成赤褐色，而不像四川人那样根本不油漆。事实上我们从中国南方地区进入了中国北方地区。在宁羌我们停车午餐（味道很好），我还买了两块有趣的印石，是珊瑚色的石灰石。其一我将刻了自用，另一块我将送人。每块只需9元钱，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延误之后我们必须尽快赶路，事实上也确实在天黑之前赶到了褒城。途中我们经过了一片广阔的平原，两边的青山与夕阳相连接，西边的山呈尖形，东边的山呈圆形，四周都是灌溉的水田。”这个平原，就是秦巴山地中最大的平原即汉中平原。“从陕南褒城看，月亮约在12度的高度，而在1943年8月14日2点1刻时下沉。”“于是走了15公里，越过一道河谷，来到汉中这个地方，一个县级历史城镇。这是个好地方，现在市区比旧时用城墙围起来时要小得多，因此城内有大量空地可辟为花园及宽敞的庭院等等。与我至今所见到的那些拥挤不堪的城市大相径庭（四川以人口稠密而著称，而昆明如今因人才济济而显得重要）。”“8月16日我们于清晨5点离开汉中，沿另一峡谷出了褒城，沿途绝壁嶙峋。在马道驿的河流交岔口只不过小费周折，但却在武关河惨遭厄运。这里的道路被冲毁，我们陷在混乱的卡车骡车堆里，26个小时未能脱身。”他们在卡车里熬了一夜，过河后到了张良庙。“庙台子坐落在山谷之中，石灰岩的高峰上有一座为张良（汉朝第一位政治家）修建的亭子，茂密、美丽的林木环绕着它。”此后，越过酒奠坂隘口，于18日上午10点到达双十铺。

李约瑟博士由大西南到大西北的汉中之旅，第一次让他感受到了汉中在川陕交通中的地位，意识到抗战时的汉中与成都、重庆、昆明等，皆为西部名城。他经行的川陕公路与张骞时代的褒斜道、陈仓道与金牛道大体平行或重叠。

李约瑟博士于1945年9月15日至9月18日访问了位于汉中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期间访问了西北工学院，会见了西北大学多位学者，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与两校师生见面座谈，捐赠图书并做演讲，反映了战时中英科学合作馆对中国西北部高校的帮助和支持，四天中李约瑟一行奔波劳碌，对汉中的风土人情充满好奇与热爱，也反映了李约瑟对中国的友好。

李约瑟博士两次对汉中的考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汉中在古今交通中的枢纽地位，联系南北方的纽带作用，让他心领神会，并且写进了他的《中国科技史》。“从甘肃省会兰州西北行是甘肃走廊，通过这条走廊，现在的省界隐约显出古代丝绸之路的轮廓。这条商路通过南山或祁连山的融雪所形成的许多绿洲，而使中国和中亚相沟通。从这里西北行经过玉门进入塔里木盆地，分为两路，一路沿着青藏高原的山麓，另一路通过沙漠沿天山山麓而行。这两路分别称为南山北路和天山南路。”“湖南和湖北两省即因在洞庭湖的南北而得名，如同河南和河北因在黄河的南北而得名一样。长江在西面两大湖之间，与西北流入的大河汉水汇合。汉水上游是古代盛地，因为汉水发源于秦岭南麓、汉中城附近，从这里有道路通往渭河流域、北面的关中地区和西面的四川地区。因此，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汉水流域是长江流域（我们将称之为中东经济区）和上述几个地区之间的著名通道。”

汉中是西安、兰州与成都、重庆之间的交通枢纽，是连接南北丝绸之路的纽带。了解李约瑟博士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汉代的汉中、张骞为什么成长成才在汉中。

二、李约瑟与张骞

张骞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他的事迹如此引人入胜，从表面看，张骞的使命显然是要联合月氏族来对付匈奴。张骞在公元138年出使巴克特里亚（即大夏），途中被拘留在匈奴境内达十年之久。这是古代最著名的探险事业之一，这不仅是由于这次探险时间长，路程远（有一些替他报告消息的人可能是从波斯湾经陆路而来的），而且也由于他带回了多种多样的植物和其他土特产。这对中国帝国的向西扩张和后来古代丝绸之路的建立都非常重要。如沙畹和其他人所指出，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沿着南山山麓的一连串绿洲，构成了一条穿过匈奴与蒙古游牧民族之间以及匈奴与西藏部族之间的边缘地带的、比较保险的道路。因此，这是中国文化区与伊朗文化区之间的一条天然交通线。公元前120年，甘州、凉州和酒泉等边塞城市由汉族牢固地控制着。除了这一切以外，在汉代远有一些来自罗马和叙利亚等西方国家的海路使者。

东汉把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其施政主要是巩固前汉的一些作法和政策。和匈奴的战争在公元前51年曾暂告停止，当时，匈奴帝国分裂为两部分，南匈奴中国纳贡称臣。可是在后汉立国后一百年期间，战争又重新继续进行。著名的将军班超，曾经担任中亚细亚的都护多年，他的声威远及里海。

张骞旅行中最有趣味的几点有如下述。张骞事实上已清楚地知道，在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和缅甸或阿萨密有一条商路。可是从古代以来，只有少量货物曾经通过，这条商路非常难行。由于张骞的建议，武帝曾派遣远征队去找寻这条不经匈奴或西藏而能绕道去大夏的道路，终因“费多、道不通，罢之。”

张骞带回来的有关于安息、赛琉西特、米底亚和叙利亚的资料，可能还有埃及（黎轩）和巴比伦（条支），以及希腊波斯人的巴克特里亚（大夏）、费尔干那（大宛）和粟特（康居）的资料。在他出使之后，又有其他许多使者。当时武帝派遣使者到各地去，一方面是想说服小国成为他的属国，同时也是为了购买某些中国特别缺乏的货物（例如大宛的汗血马）。

第三个目的是搜集有关外国的情报。大多数使者仿效了张骞的例子，搜集了各种奇异的植物和其他自然产品。班固曾说过，在汉武帝时，“异物四面而至”。

汉族文化的异常大的聚合力和吸收力是怎么回事，因为这种能使古代的任何入侵者都无法抵制。的确，这一定同中国农业和行政管理方法的实出的特殊性质有关。不管什么人来统治中国，被找来管理行政的却始终是士大夫。只有他们精通书写文字、办公事的程序以及必不可少的技术。威廉认为，罗马的文化在劳动人民中的根基是如此之浅，以致不能抵御这一变化。相反的，即使在汉代中国，文化也已深深地植根在广大的农民大众中间，他们的标准实际上是古典的儒家或道家的标准。

劳弗曾对这些史料做过细致的研究。《史记》中载明，葡萄和紫花苜蓿确是由张骞带回的，可是其他东西的传入可能要晚得多，例如，胡葱、胡荽、胡瓜（黄瓜）、无花果、红花染料、胡麻（芝麻）、安石榴和胡桃等，是在公元三到七世纪之间的不同时期传入的。这八种植物和树木之中，有五种的名称带有“胡”字，意思是指从中亚或波斯来的。可是后来的传说，如《齐民要术》（大约在公元五世纪）和《博物志》（原本在公元三世纪），却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张骞引入的。这里可以加以说明的是，当然也有从中国传出去的作物和树木，品种至少是等量的。桔树最初大概生长在中国边界地区，例如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西藏边界地区，可是很久以前它便被传出国外。桃和梨花迦腻色迦（公元二世纪）时代传入印度。许多世纪以后，中国西部山区花卉品种之多，实在令人惊奇，那时已有了现在西方人花园中栽植的那些玫瑰、芍药、杜鹃花、山茶花、菊花等等了。

可以肯定，司马迁能够看到张骞的出使报告。这些报告后来似乎成为单独的著作，例如《隋书·经籍志》有《张骞出关志》一书，《古今注》（约在公元300年写成）的作者引用该书比引用《史记》为详。另外一本书《海外异物记》后来也被认为是张骞所作。这两种书后来都已散佚。

张骞出使西域是发展丝绸贸易的开端。可以说，这部分是汉武帝对中亚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的副产品。第一个丝绸商队从中国到伊朗的时期是公元前106年。从科学史的观点来看，这次出使最富意义的地方是中国人在这个地区进行地理探险的成功，因为希腊人早些时候在这里进行的探险都失败了。略早于公元前200年，巴克特里亚的国王欧多台墨斯缺少从西伯利亚输入的黄金，他曾派一些探险队，让他们设法达到中国，可是一直没有成功。他的探险队所遇到的蓝眼红发的种族据说即是中国人。毫无疑问，五十年后在巴克特里亚，人们想起欧多台墨斯的探险队来了，这大概就是张骞（中国的利文斯敦）在巴克特里亚受到热情接待的原因。而利文斯敦（1813-1873），是英国传教士，长期在南非及中非探险。

海上商路涉及希腊、罗马同印度的关系，而不是它们中亚的关系了。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中叶，西方的船舶（名义上是罗马的，实际上是希腊埃及的）曾到过印度所有的港口，有一些船舶甚至远航到喀的加拉，这个地方可能在印度支那，或甚至可能是广东某个地方。

关于陆上商路，我们现在要从公元前二世纪末叶谈起，那时候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统治已被月氏人推翻，张骞大致就在这个时期出使。不久以后，大约在公元前106年，横越亚洲的丝绸贸易开始经常化。古代的西方人知道中国的两个大城市：丝城（大概是长安，可是也有人认为是兰州，或甚至是古代丝绸之路高处的甘州）和秦城（洛阳）。胡特生认为，这是因为和西汉的接触是经由陆路，西汉的都城长安（西安）；和东汉的主要接触则是经由海路，至少远及北部湾，而东汉的都城则已迁到洛阳。

总的观察，中国的位置是独特的，这使它同古代各种河谷文化隔绝开来。肥沃的新月地带和西边的埃及相距不远，和东边的印度河谷也比较近，而黄河流域的文化却在它遥远的东北方，中间隔着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的巨大障壁。在探讨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中使我们感兴趣的一些接触时，我们至少可以从前面的资料得出一个推论，那便是：发生这些接触的时期是极度重要的。举例来说，在张骞出使和古代丝绸之路开放以前，直到公元前二世纪末，我们对某些独特的观点或技术细节传播的可能性的估价，必然不同于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估价。更早些，在青铜时代，从中国经由西北利亚草原到北欧，确有明显的文化联系性，即使这种联系性只限于某些技术。此外，中国在汉朝安定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之间，以及在元朝和明朝之间，它们的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各有很大的不同。

三、李约瑟与敦煌

将新疆与中国其他部分连接起来的甘肃像一具“斗柄”，由西北到东南全长在1000多公里以上，西南方向有白雪皑皑的南山守护着柴达木盆地，而东北方向是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长城沿着“斗柄”往北走，护卫着古丝绸之路，一直到甘肃西北的古嘉峪关，此后，长城就与群山相接。较古的中国大门在汉代时是在更远的西北方，当时的玉门关地处新疆的边境，不是现在的玉门关，现在的玉门靠近肃州。

你也许意识不到，就在兰州以南的著名黄土地带的尽头，这个“斗柄”是一系列名副其实的绿洲，往北走按如下次序排列：凉州、山丹、甘州、高台、肃州、玉门和安西（昔称瓜州——瓜之城）。从安西起，道路分为两支，一支是北丝绸之路，经哈密绕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迁移湖罗布泊的所在地）到迪化，然后于此再度分岔，一条越过天山到塔城，再入苏联边境，另一条继续绕盆地到疏勒。南丝绸之路（现在已废弃不用）经安西、敦煌（以前称沙洲——沙之城）、和田，最终到达疏勒，从疏勒，可通向波斯、阿富汗和印度。因此，敦煌是南线上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中国城。这是一座美丽而清洁的城市，位于一块面积相当大的绿洲的中部。

敦煌以南15英里处还有一片极小的绿洲，这就是千佛洞。这是一片岛形的灌溉河床，密布着高大的白杨和其他树木，形成若干优美的树林。蜂房似的石窟沿着河床西北边的南山山麓砾岩层断崖绵延了两英里。石窟造于魏（380），历经隋、唐、宋、元（至1360）各个时期，四周墙壁和屋顶布满了灰泥和绘画。绘画在这样的气候里（很难得下雨）得到了几乎是最完美的保护。据说这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因而当没什么人光顾这里时，能在这儿呆上三周左右，倒真是福气。

敦煌的古名叫沙州，沙漠之城。敦煌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村木高大，街道阳光灿烂。我们一行骑马从敦煌城出发去沙漠的边缘参观月牙泉。这个地方是用科学还难以解释的一个奇迹。一个月形的湖，尽管几百年来被巨大的流动沙丘包围着，但从来没有被沙丘吞没。

（作者系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陕理工陕南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汉水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陕西理工大学汉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秦蜀古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汉中文史》第8辑  执行主编：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