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之孙张猛事迹述略

——祖父凿空西域 元孙刚正不阿

王景元

张骞之孙张猛，生年不详，卒于西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他主要生活在汉宣帝和汉元帝时期。其父或为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与胡妻所生之子。《汉书·张骞传》之后附有张猛传，仅30字，传曰：“骞孙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使匈奴，给事中，为石显所谮，自杀”。《汉书·匈奴传》中载有张猛出使匈奴一事，薛广德传、石显传中于张猛也略有提及。此外，在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士女》中为张猛立有传纪，传中除主述张猛与薛广德面柬元帝庙祭时交通安危一事外，还提到张猛与其老师周堪被谗言和投机者陷害一事，谓张猛“师事光禄勋周堪，以光禄大夫、给事中侍元帝”、“后与周堪俱以忠正为幸臣弘恭，石显所谮毁，乍出乍征。堪平和，猛卒自杀”。后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卷29对张猛的事迹也有所记述。兹根据三部史书所记互为补充，浅述张猛事迹如后。

一、张猛入仕前后所面临的朝廷政治斗争

公元前48年，西汉初元元年，27岁的刘奭即位，是为元帝。其父汉宣帝刘询生前深知太子刘奭性格懦弱，不善用人，担忧其不能继承重任，因此在病逝前夕，托付三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之兄的长子，宣帝称其为舅父。宣帝疾病时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另两位是太子刘奭的师傅，宣帝时任太子太傅的萧望之和少傅周堪，萧望之教授刘奭《论语》和《礼服》，周堪教授《尚书》，二位都是名声显赫，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帝曾于病中拜萧为前将军光禄勋，拜周为光禄大夫，兼领尚书事。同时，宣帝时的宦官中书令（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秘书长）弘恭、中书仆射（相当于副秘书长）石显作为前朝遗臣，继续在元帝朝中留任。这就为身居朝廷要职的弘恭、石显提供了窃取权柄的机会。

元帝即位之初，受先帝遗诏，曾接连数次宴见萧、周议论朝政，萧望之又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刘更生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加以信任，分别加官给事中和侍中，拾遗左右，参与机密。弘恭、石显为把持朝政，与外戚史高勾结，排挤萧望之、周堪等人，同时又不断向元帝谄媚讨好，使元帝的思维也不断发生变化。先是弘恭因明习法令，善为请奏，能称其职，颇为元帝信任。后来弘恭病死，遂由石显代为中书令。是时，元帝体弱多病，又隆好声色，贪图享乐。以石显久典枢机，熟悉朝政，又无婚姻骨肉羁绊，精专可信，遂委以政，事无大小，皆由石显说了算。加之石显为人巧慧，能探得皇上心事，勤于请示汇报，又善诡辩以中伤人，很快便羸得元帝的欢心和宠信。常常非议和抵制以领尚书事的萧、周等正直派官员的意见，于是朝中以萧、周为首的士人和以弘、石为首的宦官便形成对立面。双方明争暗斗，十分激烈。萧、周既痛恨宦官弘恭、石显擅权，又不满外戚许嘉（元帝舅父）、史高骄奢放纵。遂旗帜鲜明地以奏章：“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汉书·佞幸传》）和言论：“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汉书·萧望之传》），对这两股势力进行抨击。要求皇上废除中书宦官，更置士人。欲正国事，必须限制外戚的权力。元帝对此未置可否。而史高、石显则指责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等结为朋党，企图专擅朝权，并教唆他人呈奏诬告，同时以中书署的名义呈上处理奏章“请谒者召致廷尉”查办，即由告状的人直接押被告者进监狱。昏庸的元帝刚刚继位，不懂朝中法令公文用语，竟稀里糊涂批转了奏章，使萧、周等人尝尽牢狱之苦。后虽获释，但均已被免为庶人。

事后，元帝总觉对师傅萧望之等人处理不当，又以“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为由，诏命萧望之等回朝理事，拟日后拜为丞相。同时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任二人为谏大夫，由于弘、石的阻挠，结果只做了中郎。最终，萧望之并未逃脱把持朝政的宦官和外戚的毒手，被迫饮鸩自杀。狡猾的石显后又拉拢本为高洁之士的御史大夫贡禹，为自己洗脱了迫害萧望之的罪责。此事发生在初元二年，即元帝即位后的第二年。

初元三年（前46），周堪再次被元帝提拔重用。这是因为，元帝对师傅萧望之的死颇发恻隐同情之心，并把他对萧的怀念之情寄托到健在的师傅周堪身上。这年的春天，“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见《资治通鉴·卷28》）。光禄大夫，从二品，掌议论及顾问应对，为人臣荣职。张猛得到老师的举荐，不仅因为他是有功之臣张骞的孙子，理应受到祖上的恩荫，同时，也因为他正值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和忠正耿直。这无疑是补充了势单力薄的正直派的力量。但他和老师周堪从此也成了以石显为首的宦官们的眼中钉。是岁，弘恭病死，石显被提拔为中书令。朝中之权柄，从此完全落入石显之手。

二、张猛出使匈奴，汉匈盟约，使北部边境无事数十载

自西汉武帝以来，由于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不断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汉王朝对北部匈奴所采取的策略，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防御“和亲”政策转为实行积极抗击的方针。经过汉武帝、汉宣帝的多次征战，加之匈奴内部的五王争立，相互并吞、分化和瓦解，到了宣帝后期，居于漠北（今蒙古国境内）的致支单于和居于漠南（今内蒙古一带）的呼韩邪单于也先后与汉王朝修好，入汉行朝贺之礼，并选派儿子入侍于汉廷（称侍子），成为汉王朝的藩臣。汉宣帝赐予厚礼，给予特殊的礼遇。呼韩邪单于遂自请愿留居于光禄塞（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以保卫汉朝的边境，同时也可避免漠北致支单于对他的进攻。汉宣帝同意了他的请求，诏令董忠等驻守塞外，帮助呼韩邪单于稳定统治局面并转粟三万余斛给予救济。至元帝即位，汉匈双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呼韩邪单于在汉王朝的支援下，民众益盛，足以自卫领地，不再担心北方致支单于对他的攻击。加之边塞一带射猎无所得，在其大臣的劝告下，决定北归于单于庭，随后其民众也陆续北归。永光元年（前43），汉王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护送呼韩邪单于侍子北归。韩昌、张猛担心呼韩邪北归后难以约束，决定与呼韩邪单于订立盟约。其内容为：“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不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汉书·匈奴传》）。盟约之时，韩昌、张猛和呼韩邪单于及其大臣同登匈奴诺水东山，杀白马，单于以经路宝刀、金留犁（饭匕）搅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的头盖骨所制成的酒器共饮血盟之酒。

韩昌、张猛此次与匈奴盟约，为汉匈修好、北部边境之安定奠定了数世之基础，本应嘉奖，但回朝后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在石显等佞臣的操纵下，公卿议者认为呼韩邪单于虽北归但不至于对汉王朝产生危害。呼韩邪单于过去是藩臣，现在却要与汉王朝平起平坐，此盟约实属“羞国家，伤威重”，韩昌、张猛“奉使无状，罪至不道”（《汉书·匈奴传》），并要求遣使与呼韩邪单于解除盟约。最终元帝权衡利弊，认为韩昌、张猛虽自作主张，但罪过轻薄，便下诏二人日后可以将功赎过，不必与单于解盟。韩昌、张猛差一点为此次奉命出使丢官丧命。

到了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由于致支单于在汉王朝西域及相邻地区横行作恶，对汉王朝形成威胁。汉廷遂派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军进攻致支，汉军顺利地攻破致支城，致支单于被杀。汉王朝最终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结束了匈奴内部长期混乱的局面。

致支单于被诛后，漠南的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的是致支被诛，不再有敌来击，自此可独占单于庭，但又畏惧汉王朝强大的威力。竟宁元年（前33）正月，呼韩邪单于在北归单于庭十年后再次入朝，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甘愿当汉朝的女婿。汉王朝礼赐如初，又以宫女王嫱（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为阏氏。从而演绎出流传千古、家喻户晓的“昭君出塞”的故事。此时上距张猛去世仅仅七年。

自呼韩邪单于归汉后，进一步加强了汉匈双方的友好关系。为此，汉王朝特改元为“竟宁”，取“边垂长无兵革之事”之意。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受汉成帝敕令“从胡俗”，再嫁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雕陶莫皋。从宣帝末年到王莽执政前的六十年间，汉匈两族团结友好，和平相处，实践了当初韩昌、张猛与南匈奴的盟约。张猛继承先祖遗策，不计个人得失、安危，为民族融合作出了突出贡献，功莫大焉。

三、张猛直言善谏，受到元帝的赞赏

永光元年（前43）的秋天，元帝要祭祀宗庙。其时，宗庙位于汉长安城以北的先帝陵墓附近，要渡过渭河。张猛作为先驱（即皇帝乘舆之前导），陪侍元帝一同前往。过渭河时，元帝打算乘坐楼船，御史大夫薛广德拦住了元帝的乘舆，并摘下帽子顿首对元帝说：“应该从桥上过，陛下若不听臣的劝告，我就自刎于乘舆之下，让血沾污车轮，陛下就不能去宗庙祭祀了”。元帝听后非常生气，张猛连忙上前劝道：“臣听说皇帝聖明那么臣下就正直，渭河水流湍急，乘船有危险，从桥上通过很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应该冒着危险去行事，所以御史大夫才这样劝告你”。元帝说：“劝人哪有像他那样劝的，若像你这样详善就对了”。元帝乃从桥上通过。张猛劝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元帝转怒为喜，也使同僚薛广德避免了尴尬的局面。后月余，薛广德与外戚史高乞归故里，元帝各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薛广德回到沛县，太守迎之界上，悬其所赐安车以示荣幸。

四、朝廷忠奸难辨，盘根错节，张猛屡遭谮毁，最终被迫自杀

自萧望之死后，朝中正直派的力量元气大伤，虽然元帝再次擢用周堪，周堪又推荐、提携了张猛，元帝委以重任，但毕竟势单力薄。尤其是弘恭死后，石显升为中书令，大权在握，得以事先翻阅上奏的密章，更加紧了勾结外戚，蒙弊视听的步伐。他们拉拢一些立场不坚定，抱有个人企图和杂念的朝官，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上下勾连，寻找种种借口，来排挤周堪、张猛等正直派人士，以达到自己篡权谋位，中饱私囊的目的。永光元年（前43），天气有些异常，夏季寒冷，太阳昏暗无光。汉代信奉天道神学等迷信思想，于是石显和外戚史高、许嘉大造舆论，皆言此天象的变化完全是因为周堪、张猛等在朝中用事有过，上天给于的惩罚。元帝虽内心倚重周堪，又无可奈何于群言可畏，无所取信。当时的长安令杨兴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得到元帝的信任，杨兴也常常称誉周堪、张猛，元帝于是召见杨兴询问对此事的看法。杨兴为人倾巧，见机行事，对元帝说：“臣见众人闻（周）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即周堪抨击外戚），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资治通鉴·卷28》），并出点子让皇上赐爵周堪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从此再不要过问国事，皇上亦可不失师傅之恩，此最为上策。还有一个名叫诸葛丰的司隶校尉，始以刚正立身，著名于朝，因数言堪、猛之美，侵犯了贵戚，朝中官员惧怕外戚的权势也多言其短，后被徙为城门校尉。此时也以“堪、猛贞信不立”等无证之词上书状告周堪、张猛，以求报举。不过，杨兴、诸葛丰的心机还是被元帝查觉，杨兴的言行引起元帝的怀疑，而诸葛丰因对周堪、张猛“毁誉恣意，不顾前言”（《资治通鉴·卷28》），则被免为庶人。为平息众口之议论，无辜的周堪被降为河东（今山西夏县）太守，张猛被降为槐里（今陕西兴平）县令。

杨兴与待诏贾捐之向为好友，贾捐之也曾站在周堪、张猛的立场上数言石显之短，因此受到压制，一直得不到朝廷的任命。他很想任尚书一职，而杨兴此时也欲谋京兆尹之位。于是杨兴出谋投靠石显，二人一拍即合，写本上奏，除相互吹棒自荐职位外，又在奏章中共同推荐石显，“称誉其美，宜赐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老奸巨猾的石显得知后密报元帝，元帝下令逮捕杨兴、贾捐之，令石显处治。二人遂以“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之罪名下狱。“捐之竟坐弃市，兴髠钳为城旦”。一个被杀于闹市，一个被剃了光头带上手铐押送边塞去修筑长城（《资治通鉴·卷28》）。

永光四年（前40）夏六月，先皇汉宣帝庙阙发生了火灾，接着又发生了日蚀。元帝拟借助天变扭转局面，重新重用周堪、张猛。他召来石显等以前曾利用天象归罪于堪、猛的人责问道：“周堪、张猛现不在朝中，为何又有更大的灾难与天变？这不正表明上天对堪、猛的处理表示不满吗？”石显等连忙稽首谢罪。元帝乃下诏称誉周堪、张猛。周堪被“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资治通鉴·卷29》）。

周堪虽被委以领尚书事，但此时的中书署已完全被石显所把持。因为在元帝的诏书中，同时还委任“石显管尚书”，即平常尚书部门的工作还是由石显来管理。而尚书五人以石显为首早已结为死党（其余四人为：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陈顺），皆典领尚书事。周堪完全被石显等人架空，名义上是领尚书事，实际上既插不进手，说不上话，也统领不了。此时的元帝因染疾已不大过问朝政，周堪想要面见元帝或元帝的指示都要由石显上传下达，朝中的大政实际上已完全控制在石显的手中。周堪虽耿直不屈，但此时已无能为力，一气之下，身染重病，口不能言，加之年老体弱，竟不治而亡。周堪死后，石显等继续对眼中钉张猛进行诬谮，使处于孤立境地的张猛等正直派人士惶惶然无栖身之地，最后被“令自杀于公车”。公车，即公车署，可见，张猛生前应主管征召之事。张猛的自杀，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在石显等宦官的威逼下，抗争无望，宁作玉碎不为瓦全，才愤然自杀的。他的大义凛然，表现出当时以周堪、张猛等为代表的正直派与朝中邪恶势力不屈不挠作斗争的精神。在纪念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的同时，他的孙子张猛的作为和忠正耿直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表彰的。

（作者系原汉中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现为汉台区书法家协会主席，陕西理工大学特聘研究员。）

来源：《汉中文史》第8辑  执行主编：高敏